朋友圈上因为没看过三傻，不知道“阿米尔汗”的著名，让好友们“惊诧”了一番。是要去看看三傻了，不过这几天有一件更高兴的事，我终于看完了费里尼的孤独三部曲。看《卡比利亚之夜》和《大路》的时候还在新加坡，算起来不知不觉已经7年了。
《骗子》讲的是一个48岁的一事无成的老骗子的故事，最后死在山崖边，死在了挣扎和内讧里。对于我来说，这何止是一个意大利骗子的故事，改头换面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事无成的女IT的故事，最后的日子止于孤独落寞——简直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对于48岁的奥古斯特的落寞和孤独感同身受，他脱下神父的外套，回到城市里，同道中毕卡索早早地回家约妻子女儿共进晚餐享天伦之乐，到酒吧，罗伯特立刻勾搭了女人寻欢去了，撇下奥古斯特一个人。他请乐队喝酒，自己拿一杯坐下来，与一个舞女搭讪，被无情的拒绝了。眉眼之间、举手投足间，无尽的落寞。
奥古斯特的两个同伴，一个是年轻的会画画的毕卡索，妻子期待着他能如愿以偿以画画为生，他却整日出去行骗，回到家面对妻子继续行骗，什么自己从事销售工作等等

伟大的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家戈夫曼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出版以来就不断受到批评。也许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在演戏的论断戳伤了那些标榜自己做事总是诚心诚意人的心，也许过分强调人的表演性确实有失偏颇，但对于一群行骗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确确实实倒是一场又一场的表演。如果是电影里的骗局，那就是表演中的表演，面对二重观众，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局面，譬如费里尼的《骗子》。
电影开场就是骗局，三个骗子构成一个表演的剧班，利用人们贪婪的心理，用廉价的“珠宝”来换五十万里拉的“超度费”。在第一重观众，也就是被骗的人那里，前台的表演天衣无缝，稀里糊涂就送掉了50万。然而第二重观众即电影观众，却是可以同时看到前台的表演和后台的密谋，甚至某一时刻当演员以为表演被拆穿时，电影观众可以观察到他们的惶恐和故作镇定。看电影的人在这里轻易拆穿骗子的合谋，但“说谎者”费里尼，不过又是搭建了个剧班，好教人相信，骗子们的行为符合大众预期：没良心，唯利是图。
之后，三个人的剧班撤离，只剩下了一个

艺术的信仰——费里尼《荣耀与拯救》三部曲影评
　　
巾城/文
　　
在大陆，这部费里尼早期的巅峰之作也被简单地译作《孤独三部曲》。事实上这是三部与宗教隐喻息息相关的，感人至深却又引人深思的电影，他的英文名字“Grace and Salvation”可以表面地理解为一种反讽，也可理解为一种掺杂着无奈和同情的对那些处在角落中的人物的同情。他们渴望被“拯救”，渴望一种更“高级”的生活，因此他们选择不静止，选择为自己的渴望而找寻（尽管这种找寻是被动还是主动有时很难说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他们的方式或他们因此而给自己之存在的定义未必是“合理”的，但无不例外，其反应的憧憬是纯净的。影片的主角们，赞帕诺、杰索米娜、奥古斯图、卡比利亚，有江湖艺人、骗子、妓女，等等，表面上看，都不是什么好人。但从他们的境遇中，我们却看到世界投射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阴影。于是，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或沉思，某种程度上也演变成我们对自我的沉思，或是对某种一部分人的人性中共存的不可调和之矛盾的沉思。这三部影片，《大路》、《骗子》、《卡比利亚之夜》

#2020.10.23小西天重看#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始于对底层的关注，多数表达一种知识分子对穷苦阶层的同情。德西卡就拍了很多这种片子，比如《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擦鞋童》和《烽火母女泪》。这些电影名字听着就特别苦，看起来也不愉快。
贵族子弟维斯康蒂也拍过这种“底层电影”，例如《大地在波动》，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放在今天也谈不上好看。为什么？因为太政治，而政治是时过境迁的。
费里尼早期也表达过对底层的纯粹同情，名作是《大路》。但马戏团的设置和那个傻傻的女子，让人产生的同情心会高一个层次。

我喜欢最后那一骗的小细节，前面被骗那人亲吻他的手他没有抽开，最后那个跛脚女孩亲吻的时候他拼命抽开，这多好啊！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想金盆洗手了，厌恶自己，最后他对同伙们怒吼是真实的，只是女儿上大学需要这笔钱，我以为他会愧疚留下那笔钱，但是他为了女儿还是自私了，藏鞋底了。他知道人家要他传达上帝福音他自己不够格，用我们话说他嫌自己脏，不配传达。自己的一点小见解，很多导演都喜欢通过小细节展现人物内心，那种直接用一些镜头来展示内心想法的我觉得很low很low，观众需要入戏，跟着剧情思考，什么都拍出来那太把观众当傻子了

1955推荐，他是个骗子，活该死在荒野，但余却不忍为之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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