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宁写于2008年11月17日）
总有人问，你怎么不写《一一》呢？去年在杨德昌去世之时，写了纪念他的文章，对该片也只是提了提。
记得2005年初秋，和朋友们在北京工体边的泰迪黛丝小坐，蓦然间看到一位面熟的中年女士气质不凡地走进来，点了咖啡和小点，那范儿一看便知至少是做舞台剧的。“那不是金燕玲吗？”“谁？”下意识地反问。“金燕玲呐，演过很多杨德昌的影片，像《一一》，对了，怎么没见你写《一一》……”此后，这样的问题总被看本人拙文的朋友或当面或Mail或MSN或留言地问起，面对这些，只能一再惭愧地扪心自问——是啊，为什么不写呢？
其实，每每被问及这个问题，都会陷入惶恐，不写，是因为不敢写，害怕去写，担忧自己的文字难以触及影片所深含的奥义，且总觉得那些文字对于这部影片来说，都是矫情的、无力的、多余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再回想一遍，再悲苦一遍片中的人生，因为怕每看一次，都有“我也老了”的感觉，有种年华瞬间老去的伤逝，又仿佛于须臾被抽离了心魂般的恍惚。不见血的残酷，是真残酷。
我在看完第一遍后，又来回看了三四遍，渐渐从开始哈欠连天的沉闷变成反复的品味。这是一部太像生活的电影。有很多言之未尽却能于有心人心中了然的事情。这些人物的故事与关系深深浅浅地埋伏在我们只能看到的一半表象之下，内核复杂却，环环相扣，一如我们所熟谙却不了解的生活，要将前后相串才能读懂之中夹杂的寓意。生活中就是存在这么多恰好的温柔与妥协，这么多蜿蜒的转折和意味。
这部电影里能从很多角度读出不同的东西。但我比较着眼于影片展现出来的几段不同的情感形态，层次错落缤纷，仔细对比能品出很多况味。
两个男主角，简南峻和他的小舅子，都各自有一个“前度”。但他们却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处理这份感情。究其原因，除了两人性格的差异，还有两人对感情不同的认知和责任感。当然，感情是相互的，自然也与两个女人不同的姿态有关系。
云云说“我当不成你老婆，难道连好朋友都不能做？”，一边取出一大叠文件向阿弟说明两个人的财产问题。她和前男友任职于同一个公司（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谈婚论嫁），小燕是她面试招工时聘用的
《一一》不是一部让人沉醉在梦里的电影，它把我们拉到生活的另一面。戴锦华曾经讲，好莱坞的叙事技巧是“隐藏摄影机”，隐藏起摄影机通常的一个技巧是把镜头的位置当作电影中人物的视点。这样我们就仿佛将自我投射到银幕之中，做一次两个小时的美梦。
在《一一》中这样的技巧似乎消失了，摄影机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自己置于现场第三者的位置，有时候甚至远远的平放在一边。特别像上帝旁观视角，或者说灵魂飘荡在人间所看到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电影中人的距离被拉远。于是，我们开始思考。
一一
好吧，我承认先入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偏见。
初识蔡琴，还是在幼时偶然看到的娱乐节目里，那时我真的很小。想想看，节目的主持人是胡瓜、杨帆和曹兰，就知道那是多么古旧的年头了。几个主持人和几个嘉宾都在爆料自己读书时的作弊史，大部分人都有着十分爆笑的作弊经历，只有曹兰和蔡琴例外。曹兰一本正经地说她从来没有作过弊，而蔡琴就更绝。蔡琴小时候的数学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差，数学老师实在看不过眼，体恤她，特地在数学考试中把她的座位安排在一群数学尖子生的环环包围之中，为她提供各种“便利”。可是，她还是头都不敢抬，在卷子的反面画小兔子和数学老师的头像，当然，卷子的正面依然是白卷。一群刚刚还张牙舞爪的作弊高手，听到蔡琴的这一手，完全崩溃了。蔡琴却面带难色，为自己辩解，她就是很害怕，所以她不敢。
对于正在接受正统教育的小朋友来说，听到别人声情并茂的作弊经验，当然很刺激。但是，更让我觉得可爱的，却是蔡琴的那个怕怕的表情。其实，当时我都还不知道她是歌手，可是，无形之中就有一份亲切感。后来长大一些
“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
——谈谈我从《一一》中看到的一半事情
这部台湾文艺电影，拥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细节包括固定长镜头的运用、道具（比如新婚夫妻合照的大相框）的重现、情节的连贯迭加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矛盾处理（比如两个邻居家庭夫妻关系）的对比……无不暗示着生命的轮回、生活的繁杂。这次，我想娓娓道来的是传说中的“一分钟暂停三分钟，两三四天才看完”的杨导电影台词的抓人之处。
一般电影中的对话镜头会采用正反打之类的客观镜头
“一一”A one and a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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