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冤案——浅议“委曲求全”与“委屈求全”

2019-08-17 22:02:03

长期以来,一直在强调:“委曲求全”之“曲”,不可误为“屈”,广大使用汉民族语言的人们,就是不听话,就是不买这个帐,“委屈求全”依然在使用,其使用频率,又可谓是惊人之高 —— 一位深受“委曲求全”之“曲”究竟是“曲”还是“屈”之苦的人,在电脑键盘上一敲,用“‘委屈求全’的7万多条,用‘委曲求全’的12万多条”(见《每日新报》2005.5.19.)——他,或者与他有过同样遭遇的人,他们内心之感受是什么,姑且不说,这7与12之比,7,还是处于“非法使用”的地位,——难道不令人深思么?我想,辞书注释,我们的汉语言学专家们是否也应该去反思一下:“委曲求全”之注释,是否稳妥?“委屈求全”,又是否应当有它合法地位,让其作为一个规范的语词,步入辞书之殿堂?
“委曲求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勉强迁就,以求保全;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忍让。”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修订本《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是:“委曲:使自己受委屈。勉强迁就,求得事情的完成。”——这是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注释。其注释中的“勉强迁就”﹑“暂时忍让”和“使自己受委屈”,是用来解释“委曲”的,其余,是用来解释“求全”的,这样去理解,大概不会有错。
《史记》中的蔺相如,面对廉颇之宣言“我见相如,必辱之”,“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如出,望见廉颇”,就“引车避匿”,这是蔺相如的“委曲求全”。用《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去解释这个“委曲求全”,似乎没有问题:用“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忍让”去解释,或用“宁可委屈自己还是勉力迁就,以保全‘将相和’,以保全赵国之安宁”去解释,似乎都可以说得过去;蔺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如出,望见廉颇”,就“引车避匿”,撇开客观背景和主观之动机目的,单从行为表象看,蔺相如的确是“使自己受委屈”了;作为一国之相的蔺相如,为求辅佐之责任得以完成,他也的确是在勉力地迁就廉颇,这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
然而,用来解释《水浒》中林冲之“委曲求全”,就似乎有点儿麻烦:《汉语成语词典》说:“委曲:使自己受委屈”,倒也罢了,既干脆又利落,——林冲是在委屈地求全,是在用委屈自己的方法去求全;两部词典的注释中,用来解释“委曲”的“勉强迁就”,在这里就只能解释为:不心甘情愿,自己不愿迁就也不得不迁就,这跟解释蔺相如之“委曲求全”中的“委曲”,是:宁可委屈自己还是勉力迁就,就迥然不同。客观事实,是不可回避,不可不尊的。蔺相如迁就廉颇之“委屈”,与林冲迁就高太尉高衙内之“委屈”,本来就截然不同:蔺相如自己,很可能并不认为是受了委屈,或者他自己还会认为,即使是受了点儿委屈也心甘情愿,委屈得对,委屈得值!而林冲,则的的确确是蒙受了莫大的委屈,尽管他“强忍”了,其怨愤之“火”是不会熄灭的。一个是出于自愿,忍而有情,一个是无奈强忍,忍而含愤,咋看上去,林冲之“迁就”,就是“屈服﹑屈从”的意思,而蔺相如之“迁就”,就只能是“依从﹑顺从”的意思,——这,不仅仅是分寸之别,且有“性质”上之讲究的;至于“勉强迁就”中的“勉强”,又不得不作如上之变通,否则,就无法说通。——就“勉强迁就”这个固定短语来说,固定短语中的“勉强”和“迁就”之内涵,又都并不固定,——该怎么说呢?——是否反正都能够说得过去,似乎也无防,也就罢了不成?
然而,再看下例:
新华社2002年6月14日以“委曲求全还是无能?交警给违章者下跪引发争议”为题报道(见中国网):
“ 2002年5月24日中午1时许,包头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加油站转盘处,两条主干道——西脑包大街、巴彦路发生拥堵,往来车辆和人群排出了五六百米的‘长龙’,道路陷于瘫痪状态。 此时,东河区交警大队交警温永胜中午下班途经此地,职业习惯趋使他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靠近。他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阻(劝阻,宜改为‘劝导’或‘劝说’,笔者)群众离开路口,同时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力疏导。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无法疏导拥塞的交通。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突然‘扑通’一声,温永胜跪在了人群当中!他说:‘大家不要再堵路了,你们站在这里半小时,这里的交通至少要堵上两个半小时……’人群里不时传来谩骂声、还有人扔进饮料瓶……温永胜没有躲闪,跪在那儿有10分钟。这时一位长者对着人群喊:‘男儿膝下有黄金呐,他是一个警察,我们不要再让这位同志为难了!’随后人群开始骚动,道路渐渐被腾开,拥堵的车辆开始缓缓前行。”
其争议之焦点是“下跪”,议者,对交警给违章者下跪之行为,有褒有贬,众说纷纭,姑且不论,“下跪”是“委曲求全”,似无争议;就题中“委曲求全还是无能?”这个句子看,“委曲求全”与“无能”,二者必选其一,命题者的意思“下跪是委曲求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用《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成语词典》之注释去解释,即用“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去解释这个“委曲求全”中的“委曲”,就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交警温永胜向围观群众“下跪”,是“劝导围观群众离开”之劝导的延续和发展,劝导不成便下跪,说明他是抱定了一个宗旨,铁了心地一定要让围观群众离开!他对围观群众之没有离开,是绝对不去“勉强迁就”,也绝对不去“暂时忍让”的,他“下跪”之目的,就是要让围观群众一定得离开,而根本就没有一星半点儿地迁就或忍让的意思!尽管,他下跪,的确“使自己受委屈”了,也的确是“为顾全大局”,或的确是为“求得事情的完成”,但是,他对围观群众之没有离开,是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毕竟是不可否认的。诚然,下跪,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求”,难免有点儿乞求﹑哀求的意思(议者之议的焦点就在于此),尽管如此,下跪,绝不是对围观群众之围观行为之屈服或屈从,而是一种非常规的“进攻”,可谓“不择手段”了,也应当是不可否认的。——辞书注释中的“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遇到了交警温永胜的“委曲求全”,难道不是有点儿尴尬么?
还用过多地举例么?将“委曲求全”中的“委曲”,解释为“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能说得过去,自圆其说么?
如果,这样地去理解蔺相如之“委曲求全”,林冲之“委曲求全”,和交警温永胜之“委曲求全”,又是否可以呢?
作为赵国之相的蔺相如,面对这位对赵国存亡安危有着举足轻重之要的廉将军的“必辱之”之“恶言”,他所求之“全”,是“将相和”,是赵国之安宁;“称病”,“避匿”,是他“求全”的具体行为,其行为之特征是“忍让”或“迁就”,表现在具体行为上是曲折委婉,诚心诚意。——正因为蔺相如之“委曲”的行为,是“委婉”的,是“诚心诚意”的,才会使廉颇心悦诚服地负荆请罪,才会令将与相“卒相与欢,为吻颈之交”,才会最终实现“求全”之愿望。也正因为此,蔺相如便被千古传颂,说他是具有“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之高风亮节,是具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宽阔胸怀的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同时,廉颇也被誉之为知错能改﹑知错敢改的刚直不苟的英雄。——这就是蔺相如的“委曲求全”。
《水浒》中的林冲,面对高太尉﹑高衙内一伙的侮辱﹑欺凌和百般加害,林冲所求之“全”,从发配沧州始,就是在求人之最起码的生存权。——小说从“误入白虎堂”到“风雪山神庙”,故事,就是紧扣林冲之“生与死”来展开的;被发配沧州,林冲就执意休妻,其理由就是“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在那个时候,林冲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安危——说明林冲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其后,林冲将如何保住自己的生命当着头等大事来思考和抉择应对措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林冲“求全”的行为特征,一是“忍”,逆来顺受,二是“狠”,杀人上山。林冲,一忍再忍,“求全”无望,终于由“忍”而“狠”,弃“逆来顺受”而取“杀人上山”,终于求得了生存,——“逆来顺受”和“杀人上山”,是林冲性格之两面:既能“忍”,又敢“狠”;“忍”和“狠”,又是林冲性格的统一体,都是为了求生存,这是绝对不容否认,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林冲在山神庙手刃陆谦,雪夜上山,正是林冲为求生存,由“忍”而“狠”,由“逆来顺受”到“杀人上山”整个艰难而曲折的“求全”历程之关键一步,重要一招,不可小视的行为举措:没有“杀人上山”,林冲就是个窝囊废,就是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有了“杀人上山”,他就是个既“忍”得可怕又“狠”得可怕的人物,就是个为求生存而能屈能伸的英雄好汉。——这就是林冲的“委曲求全”。
交警温永胜,面对“道路陷于瘫痪”之状态,他所求之“全”,就是交通安全,就是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下班,本当回家休息,交警温永胜能主动留下来,这是他为“求全”所采取的果断举措;接着,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导群众离开路口,同时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力疏导,这是他为“求全”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举措;后来,“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而“下跪”,这又是他在情急的情况下为“求全”所采取的为常人所难以预料的行为举措。他这一系列行为举措,包括人民交警值勤时常规性的措施,也包括“下跪”这个非常规性举措,都是随着客观情况之变而变的“委曲”做法,都是为了“求全”,求交通安全,求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我们总不该去说交警温永胜“下跪”是“求全”,而放弃休息主动留下来,指挥车辆绕行,劝导围观群众离开,和紧急求援,就不是“求全”,就不是为了交通安全吧?——正是这一系列“求全”的行为举措,正是这一系列的为求交通安全的行为举措,才体现了一个普通交警为交通安全勉力而为之的敬业精神;才体现出交警温永胜为了交通安全,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安危,也是个能屈能伸的汉子。——这就是交警温永胜的“委曲求全”。
蔺相如﹑林冲﹑温永胜之“委曲求全”,具有如下一些共同点:
他们所求之“全”,都是对的,正确的,为情理和事理所认同的;他们所求之“全”,都是他们委曲求全的唯一宗旨,不可动摇的唯一宗旨。因为有了“委曲”这个修饰语,“求全”之“求”就独具特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求或力求,而是不顾一切地,拼死拼活地在“求”,这样的“求”,有着一股执著劲,有着不求得所求之“全”就决不罢休之韧劲,具有进攻性:林冲忍而不济就杀人,交警温永胜劝导不成就下跪,蔺相如“称病”“避匿”,一举成功,我想,廉颇,若依然故我,执迷不悟,顽固坚持,蔺相如是决不会善罢甘休,听之任之的——因为,蔺相如“求全”之宗旨,即赵之安宁这个宗旨,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还有,他们所求之“全”,只要是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且措施得当,就应该能够如愿以偿,虽然,不一定指日可待,但是,绝对不会是妄想或者是奢望。
于是,我就敢于认定:蔺相如“委曲求全”之“委曲”,决不是“使自己受委屈”,也决不是“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所能解释得了的。
事实上,蔺相如对廉颇之“恶言”,是绝对不会迁就,也不会忍让的,这跟交警温永胜对围观群众没有离开,绝不迁就,绝不忍让是一样的:因为,围观群众没有离开,已经在直接地影响着交通安全,廉颇之“恶言”,如不加制止,就必将会直接地威慑着赵国之安宁。交警温永胜对围观群众之没有离开,劝导不成就下跪,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求围观群众自己离开,他是坚定不移地一定要围观群众离开;蔺相如之“称病”和“避匿”,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廉颇自省,自悟,自认其错,蔺相如也是坚定不移地一定要扼制以避免廉颇之“恶言”将要酿成的恶果。这,应当是不容置疑的。
前文,我在理解蔺相如之“委曲求全”时,尽管也用了“迁就”和“忍让”这样的语词,然而,我所说的“迁就”或“忍让”,并不是指蔺相如对廉颇之“恶言”,“迁”而“就”之,“忍”而“让”之;我所说的“迁就”和“忍让”,是对宣言“我见相如,必辱之”的廉颇其人之迁就和忍让,即常言所说的:就这件事,我坚决不让,就你这个人来说,我还就必须让你一码的意思。这样的迁就或忍让,是对对方之错误的谅解或体谅,是“解”而“谅”之,是“体”而“谅”之,所迁就或忍让的是其人,而不是他的错误言行。就廉颇而言,他是“赵之良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勇气闻于诸侯”,是对赵国之存亡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人物;用蔺相如自己的话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蔺相如十分地明白,欲求赵之安宁,其关键是“将相和”,而廉颇又是不可或缺的“将才”。蔺相如“称病”“避匿”,意在避正面冲突,意在避“两虎共斗”,他是用“称病”“避匿”之行为举措,以委屈自己为代价,来扼制廉颇之“恶言”,以求“将相和”,以求赵国之安宁。——是具有进攻性的。如果只看到蔺相如因此而“使自己受委屈”了,所看到的,就仅仅是行为之表象,并未看到其实质;蔺相如为了求自己所求之全,“委屈自己”,是他心甘情愿地所付出的代价——其实,付出必要的代价,也是手段或方式方法之一种。我还敢这样去设想:如果“称病”“避匿”无济于事,如果廉颇骂上门去,蔺相如也不至于反目,他还依然会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故而,说蔺相如对廉颇的“忍让”,是暂时忍让,或是勉强迁就,或是委屈地忍让和迁就,都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的道理,交警温永顺下跪,也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温永顺是人民交警,围观的是人民群众(尽管,他们一时还不觉悟,尚未认识到围观行为之危害,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人民群众)。温永胜所迁就或忍让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围观群众的围观行为。在那样情急的状况下,谁还能有别的高招,请说说看?我想,温永胜能置自己之尊严于不顾,以委屈自己而下跪为代价,去求交通安全,去求人民的生命财产之安全,是难能可贵的。“报道”中说:“坐在记者面前颇显腼腆的温永胜平静地回忆:‘当时我很着急,因为在东河区的巴彦塔拉大街至西脑包的交叉路处堵上半小时,相连带其它道路就要堵上两个半小时,左劝右说不顶用,焦急万分的我便一下子跪了下去。其实我也没过多想什么,几百人站在我的面前,而且多是一些老者,跪在人民面前,就算是跪给我的父母,不算什么。我是警察,只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行了,我这样做无怨无悔!’”,这发自肺腑的朴实话语,不能不让人动容。我想,你现在去问温永胜,他一定会说:我跪得值!
交警温永顺,赵相蔺相如,他们都是把“求全”放在首位,“求全”,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宗旨。
然而,林冲之“忍”就有所不同:他是在避对手之锋芒——为求生存,不得不付出“强忍”之代价,他就并非诚心诚意。高太尉等人既能设下圈套构陷林冲白虎堂行刺,从求全之宗旨出发,精明谨慎的林冲不会不知道,如果卤莽行事去硬碰,那就等于自己去送死。金圣叹说,林冲“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此说颇有见地。“熬得住”,是为了“把得牢”,“把得牢”,方可“做得彻”,我以为,林冲就是在如此行事的:林冲“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陆虞候)”,“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林冲也自心慢了”,这就是林冲能“熬得住”的行为表现,也是林冲要“把得牢”的心理体现。如果,陆虞候真地被林冲寻着了,“只教他骨肉为泥”,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若果真如此,他就不是精明谨慎的林冲而是别的人。在山神庙,他亲自听到了陆虞候等三人的对话,从高衙内想要霸占己妻说起,明说是高太尉“特使”“火烧草料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曲折原委,都摆在面前,林冲在这个时候杀人,他就是“把得牢”,所以,也就能“做得彻”。我们看林冲,千万不可忽略:林冲之“忍”与“狠”,都是为了“求全”,“逆来顺受”与“杀人上山”又是有机整体,他是“忍”而不“让”,“屈”而不“从”,他之“忍”,才是“暂时忍让”,“勉强迁就”,即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忍”之背后藏“狠”,“忍”字背后藏着“杀机”,——不然,他的“花枪”和“刀”为什么总是带在身边?否则,他又怎么会杀人?
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委曲求全,求全的宗旨不可动摇,求全之锐意不可没有,求全的方略亦不可小视,——没有以“委曲”为特征的具体行为或举措,有时候就往往不可以或很难达到“求全”之目的,故,求全之方法或做法,是不得不讲究的。《辞源》给“迁就”的注释是:“舍此取彼,委曲求合”。我理解,这个“委曲求合”之“委曲”,就是“舍此取彼”;“舍此取彼”,就是“曲折委婉”的意思;这种“舍此取彼”之抉择,或“曲折委婉”之抉择,又必须是“诚心诚意”的,蔺相如对廉颇,温永顺对围观群众就是如此,所以,才能求得所求之“全”。
社会实践还告诉我们,委曲求全,有时候还就不得不用迁就或忍让之手段或方法,付出必要的代价,然而,又绝不可一味地迁就或忍让;当出手时就出手,当忍让或迁就时,还就得必须迁就或忍让;有时,迁就或忍让是心甘情愿的,是诚心诚意的,有时,迁就或忍让又是被逼无奈,或者是以退为进,伺机而动的策略。“出手”和“忍让”,往往又是相辅而行的,即所谓“软硬兼施”。林冲之“忍”与他的“狠”,温永胜之“下跪”与他之前的劝导等一系列行为,都是统一体,都是为了“求全”,所以,林冲和交警温永胜的“委曲求全”中的“委曲”,又有曲曲折折的意思,是指他们求全之历程是:曲曲折折,颇费周折的。——他们“求全”之“求”的那股执著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那个韧劲,和“求”这个动作行为的进攻性,就是在这曲曲折折,颇费周折的求全历程中体现出来的,他们之人格魅力也是在这曲曲折折,颇费周折的求全历程中表现出来的。
归结起来说,“委曲求全”,就是委曲地求全,就是以委曲的做法或手段去求全。“求全”,是“委曲求全”之宗旨,是“委曲求全”之“眼”;“求”,是锐意而求,是眼中之“睛”;“委曲”,是求全的行为特征:或曲折委婉,或曲曲折折,或兼而有之。——这就是蔺相如﹑林冲﹑温永胜之“委曲求全”。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间万般事,谁不求其全?欲“求全”,就得努力,奋斗,拼搏,不怕道路之曲折艰难;有时,又不得不“委曲”自己,调整,取舍自我之决策和方略,变更,选择,采取上乘的行为举措,亦含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或牺牲,付出必要的代价。小至家庭﹑邻里的和谐相处,是是非非之安排处理,大至集团﹑国家的交往和共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之运筹帷幄:是对垒抗衡,还是斡旋谈判,是据理力争,还是妥协让步,是流血牺牲,还是化干戈为玉帛,——无不是为了“求全”,无不是在“委曲求全”!中国处理大使馆被炸还有“撞机”事件,是“委曲求全”,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费尽周折从中斡旋,亦是委曲求全,国际贸易磨擦问题,台海问题,等等,也无不是在委曲求全——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我们理解和把握“委曲求全”,亦当本于此,对“求全”这个宗旨,绝不可有稍微之疏忽或丝毫之偏离,对求全之手段或措施又不可过于拘执而不知权变,而应该随客观之变而适时地变。——可是,这样的“委曲求全”,在我们的辞书中,你是找不到的,被辞书之相关注释给湮没了。
“委屈求全”, 跟“委曲求全”全然不同:
1.“张道藩确是真情实意千方百计追求蒋碧薇的,也赢得了蒋对他的相应的爱情。徐蒋离婚后,他们就同居了,可是蒋从不以张太太的名义作任何活动,二人始终没有办结婚手续,原因是张还有个法国妻子在巴黎。蒋碧薇就这样委屈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一直默默地过了三十来个寒暑,直到张道藩逝去前一年才分开。”(画网•艺海拾贝《蒋碧微与廖静文》)。
2.“台湾当局在涉及对日事务中,都低人一等,委屈求全”(海峡军事网•今日要闻 《“迎原住民祖灵”未果 台湾当局对日本委屈求全》)。
3.“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重要一环的台湾,已经为了不开罪华盛顿而常要委屈求全;于此,奉劝亲日诸君千万别再幻想日本会因为对‘正常国家’的渴望,而对台湾‘同病相怜’”(唐人茶馆•唐城网络2005.5.31. 冯瑞杰:《莫成日本抗中马前卒:中日关系低潮中的台湾》)。
例1,蒋碧微,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第二任夫人,张道藩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文中“委屈求全”,是委屈地求全。蒋碧薇对张道藩不“办结婚手续”,不让她“以张太太的名义”参与社交活动这些行为,是“迁”而“就”之,“忍”而“让”之,这与蔺相如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廉颇之“恶言”,与温永胜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围观群众之围观行为,是截然不同的;蒋碧薇对张道藩不“办结婚手续”,不让她“以张太太的名义”参与社交活动这些行为,是“屈”而“服”之,“屈”而“从”之,这与林冲对高太尉高衙内的迫害“屈”而不“服”,“屈”而不“从”,最终“杀人上山”,又是截然不同的。委屈求全,经“委屈”修饰之后的“求全”,被淡化了;“求”,也不再有进攻性了;“全”,只局限于保全或成全这个被动境地,甚至,还有“将就”﹑“凑合”的味道,分明是“苟全”。如果,我们将“求全”舍去,原句说成:“蒋碧薇就这样委屈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无关大碍。蒋碧薇是为了“保全”与张道藩之“同居”关系而心甘情愿地在承受着委屈,这样的委屈求全,只能让人同情或反感,而并不为情理和事理所认同;这样的“委屈求全”,往往很难求得其全,抑或求得了所谓的全,所负出的代价必然是十分惨重的,就更为情理和事理所不取或不齿。例2,是新闻报道,例3,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冯瑞杰先生撰写的短文。其“委屈求全”,也是委屈地求全,与蒋碧薇之“委屈求全”是一样的,是指台湾当局对日本,对华盛顿都是心甘情愿地承受着本不应该承受的委屈,是“屈”而“服”之,“屈”而“从”之,是在“苟全”。
如此看来,“委曲求全”和“委屈求全”是全然不同的两个词,是不可混同,更不可相互替代的两个词,我们的辞书却偏偏要将“委曲求全”统统地规范为委屈地求全,舍去“委曲求全”以“求全”为宗旨的内涵,去替代“委屈求全”,又置“委屈求全”于不规范,不合法之地位,这不能不是一桩“冤案”。
郭沫若先生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战声》中的诗句“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郭老的这个“委曲求全”,和蒋碧薇的“委屈求全”,并没有区别,蒋碧薇也是在为求全而“苟活”。郭老的这个“委曲求全”,完全可以,也应该用“委屈求全”去置换。这就说明,“委曲求全”就是委屈地求全,委曲,义同委屈,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源远而流长——是不白之沉冤。
我以为,其症结就在于对“委曲求全”之“委曲”的理解上,更在于对蔺相如之“称病”和“避匿”,对交警温永胜之“下跪”,和对林冲之“忍”或“逆来顺受”,我们只是看到其表象,而没能吃透其本质,因而,就忽略了“委曲求全”之宗旨是“求全”,或者说,是因为忽略了“求全”是“委曲求全”的唯一宗旨,而专注于行为之表象,看不到行为之实质所致。蔺相如之“称病”和“避匿”,他的门客就曾经这样说:“君畏匿之,恐惧殊甚”。这些目光短浅的门客,看不到蔺相如“称病”和“避匿”之实质,看不到这是对付廉颇之“恶言”所采取的曲折委婉的方略,这是蔺相如高人一筹的理性决策,还犹可一说,两千多年后的今人,还在说蔺相如是委屈地求全,是感情上受了委屈,未免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按照严复“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观,人,无不是在与人的共处和互动中,求生存,谋发展。为自己,为集团,或为国家民族求生存与发展的具体行为,无不具有自己的主观动机和目的,而载有自己主观动机和目的的人之行为,又无不是与客观环境中的人在互动,并受其制约。故此,评说一个人的具体行为,如果离开或看不准其行为之具体客观背景和他自身的动机目的,恐怕,就往往要出错。
我们不妨这样去思考:
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打交道,蒋介石非“剿灭共匪”不可,红军被迫长征,其处境和林冲相似。你如果认清当时之历史背景,你如果把握住“求全”之宗旨,就不难理解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林冲为什么要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逼长征北上,求生存,谋发展,有人说是狼狈地逃窜,有人说是委屈地逃跑,中国共产党自己说是战略转移,北上抗日。说红军是狼狈地逃窜者,不是敌人就是不友好者之幸灾乐祸,这姑且不论;说红军是委屈地逃跑者,往往是自己队伍中的人,或同情者,他们就是因为只看表象,没有看到或并不理解长征的伟大意义,即长征之实质,才那么去认为,那么去说的;林冲之“忍”与“狠”,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林冲杀人并非是一时冲动,是由“忍”而萌发,是在一忍再忍中孕育,发展,是由“忍”而不济才痛下决心的;林冲之“忍”,是退中谋进,忍中藏狠,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以便“为人之所不能为”,——没有“忍”,林冲就不会有杀人上山之举。说林冲之“忍”是在“委屈自己”,甚至,有些评论大家还说林冲之“忍”,是“忍辱苟全”或“苟活求全”,将林冲与蒋碧薇之“忍”等同起来,是极其错误的。
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劝说各界人士力主释放蒋介石,尔后,又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隶属于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这与蔺相如迁就廉颇相似。如果不忘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把握住“求全”这个宗旨,你就不会去说中国共产党之对于蒋介石,即如蔺相如之对于廉颇,是在委屈地“求全”,是委屈了自己。人,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战胜自己最为不易。蔺相如战胜了自我之感情,不仅忍了廉颇之“恶言”,而且宁可“常称病”和“引车避匿”,我想,蔺相如一定会以自己之所作所为而自得自喜,岂会有自己委屈自己之念?
中国共产党,最终,将蒋家王朝推翻,坚决地不迁就,坚决地不忍让,这与交警温永胜对围观群众之围观行为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与蔺相如对廉颇之“恶言”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与林冲对陆虞候一伙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又都相似,你只要把握住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只要把握住“求全”这个宗旨,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所坚决不迁就不忍让的人或事,都超出了各自的“求全”之地线,已经威胁着或必将威慑着他们各自“求全”之宗旨。
“委曲”的行为是“求全”之手段或方略,一经被行为的表象所蒙蔽,一经牵缠在或局限在感情是否受了委屈上,就难免偏离或忽略“求全”之宗旨,而有悖于客观语言实际!可是,两部词典或更多的辞书都将“委曲求全”之侧重点转移到“委曲”上去,且又将“委曲”定格在感情受了委屈上,甚至,将“委曲”视为“委屈”——淡化或湮没了“求全”之宗旨,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辞书注释,总是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委曲”上,总是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委曲”上,总是将“委曲”与情感的委屈与否纠缠在一起,弄得“委曲”与“委屈”难辩,似乎有了“委曲求全”就不可以再有“委屈求全”,所以,“委屈求全”也就始终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
广大语言使用者,那样地不听话,那样地就是不买你的帐,依然“肆无忌惮”地在使用“委屈求全”,我以为,这就是对辞书注释曲解“委曲求全”之“委曲”之现状的抗议!这就是对不让“委屈求全”有个合法地位之现状的抗议!

“委曲求全”中的“委曲”,注释为“勉强迁就”﹑“暂时忍让”﹑“使自己受委屈”或“义同委屈”等等,其依据,大概是《汉书•严彭祖传》中“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中的“委曲从俗”。我们不妨将《汉书•严彭祖传》中相关文字抄录于下:
“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
文中“不修小礼曲意”之“曲意” 就是“委曲从俗”之“委曲” 的注脚,“曲意”是违背自己之本心的意思。《辞源》给词目“委曲”的注释③是“屈身折节”,所用的书证也是《汉书•严彭祖传》中的“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个句子。如果,将这个“委曲”解释为“委屈”或“使自己受委屈”,都可以说得通,是没错的。
然而,请看这样一些注释:
委曲求全,解释:委曲:曲意迁就。勉强迁就,以求保全。也指为了顾全大局而让步。出处:《汉书•严彭祖传》:“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 示例:~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郭沫若《战声》诗)——这是网上《成语宝典》的注释。其中,“曲意迁就”就是“勉强迁就”,就是委屈地迁就。他们,是依据《汉书•严彭祖传》来注释的。
委曲求全:委曲:使自己受委屈。勉强迁就,求得事情的完成。《汉书•严彭祖传》:“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是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修订本《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其“勉强迁就”,就是使自己受委屈的迁就。他们也是依据《汉书•严彭祖传》来注释的。
委曲:义同委屈。曲意求全。《汉书•严彭祖传》:“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给词目“委曲”的注释。此注,特有意思:委曲,义同委屈。——是从书证中“委曲从俗”之“委曲”而来;难道,委曲,又有“曲意求全”的意思?——稍稍留意便知:这又是在为用来做书证的句子作注,是说严彭祖不愿委曲从俗是为保全自身名节,不愿委曲从俗,就是不愿曲意求全。——终于与“委曲求全”之“求全”挂上了钩,殊不知这样的“委曲求全”,就是“曲意求全”,还是“委屈地求全”,跟蒋碧薇的“委屈求全”一样,侧重点不在“求全”而在“委屈”;蒋碧薇是愿意委屈自己去求那个“同居”之全,严彭祖是不愿委屈自己去求“富贵”之全。
更何况,《汉书•严彭祖传》中仅有“委曲从俗”,“委曲从俗”,岂可与“委曲求全”等同?尽管严彭祖绝不委曲从俗是为了保全自身之名节,这,已经绕了一个弯,总不该去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才是。《成语宝典》说“委曲求全”语出《汉书•严彭祖传》,是否有点儿荒唐!
《辞源》给“曲全”的注释是“委曲求全”,且援引“《老子》上:‘曲则全,枉则直。’《庄子•天下》:‘人皆求福,己独曲全。’疏:‘委曲随物,保全生道。’”为左证。邱继宗先生2001年9月5日撰文《“曲全”不是“委曲求全”》,认为“曲”是“缺”之误,“‘委曲求全’只是在前人错误理解‘曲则全’下所创造的一句成语”,所见不无道理。然而,邱继宗先生也承认“委曲求全”是语出于此,既已约定俗成,仍按“曲则全”去解释恐怕也无妨。老子所说的“曲则全”,其“曲”与“全”,是对立并存的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两个概念,并不去牵扯感情之委屈与否——是蔺相如之“常称病”﹑“引车避匿”之行为,令将和相“卒相与欢,为吻颈之交”,达到“求全”的目的;是林冲之“忍”和“狠”,“逆来顺受”和“杀人上山”之行为,终于求得了生存权,实现了“求全”的目的;是交警黄永胜之劝导﹑下跪之行为,终于让围观群众开始骚动,腾开了道路,达到了“求全”的目的,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是否还有别的“探源”之说?不才孤陋而寡闻,尚有待大家指点。